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建和集体经济发展，要求“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1]，“农村党支部在农村各项工作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2]。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也和邓小平关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是一致的。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3]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我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指明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阐明了这两个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
随着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个飞跃”早已实现；而“第二个飞跃”，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虽不乏先行个案，但总体尚未启动。目前，以统分结合为特点的农村经营体制，比较好地解决了“分”的问题，但除了个别典型，还没有一个地区全面系统地解决“统”的问题，这是制约乡村振兴、实现“第二个飞跃”的一大瓶颈。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把农村重新组织起来？这个历史性课题已经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2017年以来，山东省烟台市抓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牛鼻子，带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党建全面振兴，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全市范围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地区。这是习近平同志“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4]，“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思想的生动实践，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突破。我们自2017年起，对烟台市的实践进行了跟踪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烟台市实践最大的特点是“党支部领办”，最大的突破是“全市推进”
烟台市是山东省农业大市，曾面临“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的问题：年轻人才外流，群众集体意识淡化，公共事务荒废，产业升级乏力，各种矛盾不断，党支部缺乏威信。有的合作社富了大户、穷了群众；有的资本下乡圈地、与民争利，甚至与党组织争夺影响力。面对这些问题，烟台市委、市政府把农村基层党建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设想，由组织部门牵头、各部门通力协作，于2017年选择11个村试点、2018年选择100个村示范。目前，全市1300多个村党支部领办了合作社，占行政村总数的20.2%，集体增收3.8亿元，群众增收4.9亿元，初步走出了一条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新道路。其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最大的特点是“党支部领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5]烟台市在加强农村党建的实践中发现，如果村集体经济“空壳”，那么党的领导必然也是“空壳”。于是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思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即村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产等入股，农民以土地、劳动、资产或现金等入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种模式，核心是以党的组织力提高农村组织力，以党的信用提高群众信心，以党的宗旨和纪律保证合作社“姓公不姓私”、为共同富裕服务。同目前比较普遍的由种田大户、企业或少数村民领办的合作社相比，这种模式有几个优势：一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避免政治经济“两张皮”。烟台市提出，壮大集体经济必须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组织站前台、唱主角，这是任何人不能逾越的底线。二是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支部成员当先锋，带头认筹资金、发动群众入社，发挥党的威信和党员示范作用，打消群众顾虑。三是有利于规范管理。合作社负责人受党的纪律约束，可以防止利益输送、化公为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防止土地用途发生根本性变化，造成农村贫富差距过大，确保合作社健康发展。四是有利于共同富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体现党的宗旨，支部成员在分配时没有特殊利益，绝大部分合作社收益留给集体和分给社员，并向普通社员倾斜，这是最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办法。东院头村支书林贤说：私人领办合作社，是多数人帮少数人致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是共同致富。总之，党支部有其他任何组织不可比拟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这些优势同经济优势结合起来，就能激活全局、带动乡村振兴。
——最大的突破是“全市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如浙江滕头村、山东代村、河南南街村等。但这些村庄都有一些特殊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强做大农村集体经济，仅靠少数“明星村”还不够有说服力。烟台市是全国第一个在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城市，支部领办的集体经济已经不再是“孤岛”，而是呈现星罗棋布、你追我赶的景象，有从星星之火转变为燎原之势。这证明了，在市场经济下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并非特殊现象，只要找准路子，经过努力，大多数条件一般的村庄都是能做到的。全域推进还有利于在乡镇甚至更大范围实现联合，增强规模经营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在不同模式之间比较选择、尽快形成完善的模式。
——最大的优势是“多位一体”。过去，人们比较重视合作社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功能，认为农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经济组织。而我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都表明，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同时具有产业、金融、供销、民生、基层治理等多方面功能。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就是因为这些功能被割裂了。烟台市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一般专业合作社的区别就在于，突破了专业功能局限，发挥党组织协调各方的优势，融生产、供销、金融“三合作”于一体，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更进一步说，党支部不是单纯追求经济目标，而是统筹考虑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乡风文明、生态可持续等多方面的目标。这种“多位一体”的合作社，能够实现农村的全面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是农民和农村真正需要的合作社。
——既重建了集体经济，又没有走“回头路”。对于重建集体经济，很多人最大的担心是走人民公社的“回头路”，烟台市在实践初期，也有很多干部群众存在这样的担心。烟台市用实践证明，当前建设集体经济完全可以避免“走回头路”。一是环境不同。人民公社时期，我国为了工业化积累需要，从农村提取过多，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城市有大量资源可以反哺农村。二是机制不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是支部包办，村民入社和退出完全自愿，土地承包权仍归农民，产品在市场上经营，收益按股份和贡献分配，而不是“一平二调”。三是管理水平。今天的农民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可以避免粗放管理导致的“大锅饭”。
实际上，在调研中许多村干部表示：当年农村有组织化的优势，搞了大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但没有市场环境；近些年来，有了市场环境，但组织削弱了。现在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要把两个时期的优势结合起来，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
二、烟台市实践表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成功路径
乡村振兴千头万绪，到底从何下手？怎么抓才能事半功倍？烟台市的实践全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短短两年，烟台农村产业面貌、村庄面貌、党组织面貌、群众面貌都焕然一新。我们党做工作一向强调抓主要矛盾，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抓住了乡村振兴的主要矛盾。这一件事做好了，其他各项工作就都顺势带动起来了。
——算经济账，增强了集体实力，促进了共同富裕。同其他模式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以多种渠道、最大限度促进产业发展、提高群众收入。一是通过加快农村产业发展提高收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利于加强土地集约、改善水利土壤灌溉交通等基础条件、延长农村产业链、推进多种经营，这些都有利于从总体上提高集体和群众收入。衣家村曾是一个“缺人、缺水、缺路”的贫困村，施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来，农民义务劳动修建了盘山路和水塘，仅改善果树灌溉条件一项，就使一户果农收入2.8万元，增收约7000元。栖霞市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行土壤修复，引进新技术，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品牌，每斤苹果价格至少达到原来的2倍。莱州市田家村通过注册品牌、综合开发，小米售价从7元/斤且销路不好提高到12~14元/斤且畅销，半年时间增收40万元。东院头村集体购买农资，每年为群众节支200多万元。二是在分配上向广大群众倾斜。同其他模式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牢牢掌握分配的主动权，真正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把未来土地和产业增值的空间留在集体和村民手里，避免了土地和产业收益被资本一次性买断，农民只能获得少量租赁费用和打工收入，收入低、没后劲、没保障。烟台市设计了一系列机制，保障群众利益。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土地流转费用普遍在500~2000元左右，远高于民间的土地租赁价格；东院头村甚至达到4000元，这是当时每亩地最高的纯收入。为了不让社员吃亏，栖霞市提出，科学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农民二次分红比例不低于40%，村集体持股以10%~20%为宜，单个社员出资不宜超过20%。这都是为了在分配上最大限度向群众倾斜。三是更有利于引导和约束社会资本为集体经济服务。农业产业化离不开城市资本和企业的参与，但放任资本下乡很容易损害村民利益甚至造成土地兼并。只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有力量引导并约束社会资本，在分配上确保村集体及农民的利益稳定和最大化，同时社会资本也能获得合理收益，实现多赢。北洛汤村以合作社同企业合作，企业前期投入50多万元改善苹果种植条件；向阳村同企业签订草莓保护价收购协议；西石河头村同企业签订定向种植销售合同；苗家沟村与企业签订协议，企业销售返利给村集体。烟台市的实践说明，要实现社会资本和企业的双赢，关键在于党支部通过领办合作社，把村集体重新组织起来。
——算政治账，党找到了群众，群众找到了党。烟台市各级党组织深刻认识到，如果集体经济“空壳”，那么党的执政地位早晚也会“空壳”；“三会一课”搞得再规范，脱离经济发展，也是空中楼阁。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巩固了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做实了村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威信大幅提高，村干部精神状态焕然一新，真正找到了当家人、领头羊的感觉。不少村书记告诉我们，他们看到了多年以来没有见到的党员和群众团结奋斗、热火朝天的动人场面，体验到了多年以来没有过的荣誉感和成就感。集体经济实力强了，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了，党的凝聚力更强了。农民通过自己和党组织一起奋斗，获得幸福生活，也会更加珍惜和感恩，避免出现“福利陷阱”“扶贫过度”等现象。衣家村在村集体没有积累的情况下，创造性实行“劳动力入股”模式，即社员集体劳动积累“工票”，由工票折合股份，有效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我们亲眼看到，在“工票”还不能兑现的情况下，全村男女老少战天斗地，打深井、建水塘、通山路，83岁的老大娘也天天上工，全村人还在深夜冒着风雪用自己的衣服包着猪苗步行三公里送到养猪场。官道镇实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全覆盖，打破了一家一户的限制，可以在全社进行流水线式的分工，在新的果树育苗时，各村书记带领群众凌晨两点就开始排队领取树苗，披星戴月、分秒必争，只用10天就完成了种植任务。他们说，多年没有见到这样上百人大规模会战的场面了。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党支部和村民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村民愿意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农村发展焕发了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