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法制史学走过了崎岖不平的道路，几代学人筚路蓝缕，群策群力，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不仅在学科建设、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而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法制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抚今追昔，鉴古明今，在回顾中国法制史学70年发展历程与主要成就的同时，更须反思和展现中国法制史学的价值，推动中国法制史学走向新的高峰。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中国法制史学的开拓与奠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便于1950年初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国家急需的理论和财经建设人才，并且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1950年9月，为了培养中国人民大学师资的需要，招收了学校所属各个学科的研究生。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初建时期共分八个系，包括法律系，并根据苏联莫斯科大学的规模，建设法律系的各个学科，其中便有“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课程。为承担这门课程的教学，招收了4名研究生，我就是其中之一。由苏联专家讲授国家与法权历史，涵盖了世界各国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相当于现在的外国法制史。经过一年多专业课的学习，大家感到最大的收获就是领悟了按照唯物史观来认识、总结世界法制历史的发展规律。具体说来，在苏联教科书的结构中，任何一个国家和王朝，都按着“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四个部分构成这门学科的架构，这个架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但我们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中感到这四个部分各自独立，缺乏内在联系，而且国家制度所占比重大于法律制度。对于这一点，同学们皆有同感，故戏称为“四段论”。
1961年，在教研室的组织下，我开始正式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讲义，当时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以苏联教科书作为基本的参考模式，以中国的法制史料作为撰稿的依据。为了改变四段论的结构，编者在讲义中，将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合在一起，作为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背景，同时加大法制的比重，但讲义的名称仍然叫作《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这说明其并未完全摆脱苏联教科书的影响。
中国法制史学从1950年算起，到改革开放的近30年间，是一个奠基的过程。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法制史学的发展是跌宕起伏的，特别是受到批判旧法继承性的影响，妨碍了古代法制史的研究。在这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6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三册讲义，这在当时，是全国唯一的公开出版的教材，多为兄弟院校所采用。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法制史学的真正发展进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41年经济社会的变化创造了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环境，同时又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制度和由助教到教授的职称制度，各种学术交流（包括国际交流）机制以及各项奖励制度，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下面，我谈谈这41年来中国法制史学的主要成就。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6月，召开了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与会者经过讨论，一致确定中国法制史的对象是一元的，即法制，不是二元的，即国家加法制。因此一致主张这门学科恢复“中国法制史”的固有名称，这是中国法律史学会的一大功绩。
1982年，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正式出版。同年，在西安召开中国法律史学会首届年会，经过讨论，打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传统模式，主张按照法律体系分别撰写行政法史、民法史、经济法史、刑法史、司法制度史等，这样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状况。此后，不仅统编教材基本按照这个结构进行编写，而且推动了部门法史的发展。这是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形成的中国法制史的体系结构。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今后也会出现出更好的、更符合科学规律的新的结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