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

遵义会议召开至今已经90年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遵义会议具有的历史地位、历史内涵和历史启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作出了郑重的结论。 

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审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可以看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肯定了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每个历史决议所阐述的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这反映了我们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认识判断的不断深化。这集中体现在对毛泽东历史贡献的认识上：从“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再到“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由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此中国革命事业就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历史内涵 

遵义会议的历史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会议本身，广义则是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以一个整体去看待，作前展后延，将完成会议的历史使命看作是一个酝酿、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酝酿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 

遵义会议召开前的酝酿过程。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党和红军历经多年建立起来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全部丢失。湘江战役一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党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不同思想、观点、意见开始交锋，为遵义会议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通道会议。湘江战役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通道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但为促进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转兵创造了条件。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同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