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中的“孝”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里，“孝”无疑占据着关键地位。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孝悌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等经典表述。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孝悌行于家，则仁恩可推于外，这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秉持的基本伦理信念。“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我们理应深入透彻地了解其历史演变进程。
原始的孝观念
甲骨文“孝”字反映了商人的孝观念。我们翻阅商代文献，对于其孝观念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尚书·太甲上》云：“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尚书·太甲中》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等等。从这些材料来看，在殷商人的心目中，逝去的先祖并没有变成虚无，而是在冥冥之中注视着后人，故而对先人的孝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由“奉先思孝”一语可知，商人的孝主要指事奉先人，而非孝敬在世年老的父母。这种“追孝”不是殷商人专有的发明，而是一种自远古流传下来的事神传统。孔子曾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夏代就是把孝敬鬼神放在极端重要位置的。对在世父母的孝要让位于对先祖鬼神的孝，这是注重鬼神的时代通行的道理。由此可见，夏商的孝观念，属于神本文化的范畴。
商人如此孝敬鬼神，当然是相信鬼神能给他们以福佑。《尚书·西伯戡黎》记载商王纣在西伯戡黎的时刻还有恃无恐，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以为鬼神可以保佑他江山稳固。然而，周武王军队的征讨和奴隶的倒戈彻底粉碎了他的美梦，鬼神并没有保佑他永享君王之乐。这个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世人对鬼神的信仰，人本文化取代神本文化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孝观念的转型
周人的文化较早地从神本转向了人本。《尚书·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周文王时期周人已经注重现实生活着的人了。文王能修明自己的德行，慎用刑罚，周恤穷民，不轻侮鳏寡，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显明此道于民，这正是他取得上天欢心、享有天下的资本。周人还不敢完全抛开上天，而是通过敬德、务实而博取上天的欢心。这说明周初的政治家们不像殷人那样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鬼神身上，而是放在现实的人身上。因此，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周对殷商的胜利可以说是先进文化的胜利。
结合孝观念，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史实：周人把孝从孝敬鬼神转为孝敬在世父母了。《尚书·康诰》云：“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诗经·蓼莪》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显然，周人论孝其注意力是在现实的父母身上。孝观念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在这场文化变革中，周朝的圣人周公旦曾经制礼作乐，把这样的一种文化给制度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