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守有为的明代宗室藏书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大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进入黄金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有明一代，君臣崇尚文雅，列圣之著述，内府咸有开板……故其篇帙繁富，远过前人”。而藩王宗室的藏书又堪称其中翘楚，不仅历时绵长而且分布广泛。
有明一代，封爵宗室须接受朝廷赏赐的大量图书典籍，“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所以，明代的宗室几乎都会在王府建立规模不等的藏书库阁，“有藩府邸必有藏书楼”。这些历时绵久、规模宏大、门类齐全的宗室藏书，对所在区域的文教风尚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众所周知，明清统治者对民间藏书禁忌颇多，《大明律》规定：“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而所谓“应禁之书”无疑是一张漫天文网，不管民间收藏的诗歌酬唱、戏曲清谈，还是经史注解、天文历算，都可能纳入其中。
而宗室藩府游离于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享受着较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在通常情况下，只要他们恪守对君主绝对的忠诚，明中央政府就会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足够的自由。所以，宗室敢于收藏一些宫廷不屑且民间又不敢接触的书籍资料，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善本精刻。比如，私藏天文历法之书一直被视为意图谋逆的大罪，但郑府朱载堉不仅收藏天文历书，而且还直接参与编著历书。他于万历九年（1581年）完成了自己第一部历法理论专著《律历融通》之后，又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两部新的历法——《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这对于民间藏书家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