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与他的“居官七要”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到天顺元年（1457年），薛瑄历任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职。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薛瑄任广东道监察御史期间，并监湖广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对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十多起冤狱案，不惜得罪当时把持朝政的宦官王振。王振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薛瑄蒙冤，王振的老仆为之痛哭不已，向王振求情，王振大为感动。恰刑科三覆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景泰元年（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平息叛乱。其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
景泰四年（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文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而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辩冤。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天顺元年（1457年）春，年近七旬的薛瑄得到朝廷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他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屈杀忠臣于谦。从此，他对振兴朝政毫无信心，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致仕还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薛瑄写过一部《从政录》，内有诸多名言，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洽事。”后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对此有记载，指出“此居官之七要也”。
第一要，“正以处心”。
